晚清Dubo不仅赌风之盛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，而且在诸多方面显示出这一时期所独有的时代特色。其中尤为明显的便是Dubo形式的多样化。既有古代博戏的沿袭，又代有创制；既有西方输入的洋玩意，又有一些不中不西、中西合璧的新花样。从叶子、牌九到押宝、番摊；从花会、山票、铺票、白鸽票到闱姓、吕宋发财票；从赛马、跑狗、回力球到扑克牌、轮盘赌、吃角子老虎机，还有风靡华夏、远播异域、历久不衰的麻将。在上述诸种Dubo中，尤以麻将最为大众化，可谓雅俗共赏，老少同乐，妇孺皆知，致有所谓“国赌”之誉。而西方赌技的传入并流行于上海、天津、汉口等大城市，更给传统的Dubo注入新的活力。晚清从道光中期到宣统逊位，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新创了如此之多的Dubo形式，且汇古今中西为一炉，形成了天朝历史上少有的“杂赌”奇观，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重视。总括起来，晚清Dubo诸形式有两大特点：其一，晚清上述诸种Dubo受西方赌技影响较大，偏离了博的原有故道，而一味朝赌的方向发展，古代Dubo除了图财谋利外，一般还讲究博的愉悦。博除了机会运气外，还需较智伐谋，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可供依凭。而晚清上述诸Dubo则缺少这种博的游戏过程，人们参赌的目的只有一个——中彩。第二，传统Dubo形式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，基本上是小规模的，往往在一室之内、方寸之间进行，局盘、叶格的有限空间限制了参赌的人数。这与农业社会中以家庭为中心，人际交往有限，社会组织松散不无关系。而晚清Dubo有不少形式如闱姓、花会、山票等则是有组织的、大规模状态下进行的，赌局内部组织严密，分工很细，各司其职，赌客不必到DC就能参加Dubo，赌局（庄家）与赌徒之间因此拉开了距离。可以这样说，传统Dubo是家庭型、分散化的；晚清Dubo则是社会性、集中化的。这一特点不仅反应在Dubo形式上，在其他方面更有明显表现，这就是职业化与社会化。
' J* F( b- d& [; h# u 晚清开赌设局职业化现象的出现，正是近代城市化和城市生活近代化一个特殊的畸型的产物。在近代城市化较为发达的地区（如沿海地区和长江三角洲一带）和城市近代化进展较快的城市（如广州、上海、天津、汉口），Dubo职业化现象都较为普遍。尤其是广州，由于清廷地方当局大开赌禁，公开招商承办赌馆、票局，于是就有不少商人出来承包Dubo业，广州也因此形成了一个类似西方经营娱乐业的特殊商人阶层——赌商阶层。这既是一种社会病，更主要的是一种城市病。尤其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表现得特别明显。 7 M4 @1 }- \5 F: }$ K m8 [: r
晚清开赌设局职业化与Dubo形式集中化、规模化有关。由于白鸽票、山票、铺票、花会、闱姓等Dubo一般都要有组织、大规模进行，因此，在这些Dubo形式中产生出了天朝近代最早的职业化Dubo集团。以花会为例，在花会盛行的地方如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天津、上海等地，都有靠经营花会票局而牟利的Dubo集团。上海花会总会先设于南市猛将堂，后来几经搬迁，曾迁到北市的华记路等处，最后定址于虹口的庄源大。花会内部组织严密，分工很细，由护筒、开筒、写票、收洋、看洋、巡风、更夫（报钟点之人）、稽查等人员组成，一般少则三五十人，多则百人以上，此外还雇有招徕赌客的职业跑腿“航船”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当时上海这类“航船”共有四百五十余人。“航船”抽取赌注十分之一和在所拉客中有赌赢者之彩金中取三十分之一。福建的一些花会票局以股份制形式集资组成，出资最多的股东被推为厂主，“其资本约一千余圆，尚有后备金数千圆。股东至多，凡十余股，股亦不限额，惟以最多者为厂主。复聘花会中之老手及经验最富者为之辅。而厂外则又有所设风桌十数张，资本多者，亦数十百金。” (《清稗类钞·Dubo》) : M! O0 W$ P- T. D4 D! h
闱姓Dubo是晚清开赌设局职业化的典型例证。广东的闱姓是由紫山村机房中人“斗彩”博戏发展到有组织的职业性票局，后来还得到地方ZF批准。光绪十一年（ 1885 ）四月二十日，两广总督张之洞上《筹议闱姓利害暂请弛禁折》，呈请清廷弛禁闱姓，并招商承办，“包商缴饷”，逐渐形成为有一整套管理制度的经济实体化的Dubo专业组织。一些闱姓大赌商不仅在赌徒中呼风唤雨，而且通过明（缴饷）暗（贿赂）两条途径，一度操纵科举考试，左右地方ZZ和经济。 - Y/ H8 {% A+ r: M& c$ j( I3 `8 q) W
我们之所以说民国Dubo是“泛滥成灾”，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的。一是民国时期短短四十年间赌风甚炽，狂潮迭起；二是自晚清以来Dubo职业化、社会化趋势愈演愈烈，DC遍设，为历代所鲜见。
( W' w1 @3 b3 }, V& S3 Z, ] 民国Dubo的演化大致分为三个大的段落。民初至 2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，大革命时期对Dubo冲击很大，赌风蔓延之势有所收敛；20年代末至40年代前期为第二个段落，抗战前全国Dubo活动十分猖獗，抗战时期日伪沦陷区不仅延续，而且有日益加剧之势；40年代后期为第三个段落，在极为混乱的社会环境中，Dubo活动乘隙生长，不过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，“国统区”日益缩小，全国性Dubo狂潮终成强弩之末，逐渐消歇。 # d: @* }4 Z8 q3 [8 s8 U
民初赌风炽烈与大大小小的军阀不无关系。首先，许多军阀本身便是嗜赌如命的大赌棍，其行为本身为社会Dubo风行起了示范和推波助澜的作用，如“辫帅”张勋、奉系头目张作霖、桂系首领陆荣廷、山东督军张宗昌等都是名噪一时、赌品极坏的DC无赖。而张宗昌“狗肉将军”的绰号就直接来源于Dubo。“吃狗肉”原为广东DC上的一句隐语，广东人把“九”读成“狗”，“天九”便读成“天狗”，推牌九，读起来就成了“吃狗肉”。由于张宗昌在各种Dubo中特别嗜好称之为“武赌”的推牌九，有一段时间常常在北京与广东来的一些军阀、议员们赌牌九，因此便获得“狗肉将军”的“雅号”。其次，军阀们不仅自己嗜好Dubo，而且往往大开赌禁，借Dubo来达到平衡矛盾、筹措军饷、中饱私囊的可耻目的，使本来就难以扼止的赌风更是如火如荼，日盛一日。
" \9 Z: g! L$ g. K 上海，历来是冒险家的乐园，民初，中外赌客纷至沓来，东西赌技荟萃于斯，Dubo业更显畸型繁荣。传统Dubo如麻将、牌九、花会继续发展，其中花会在 1924年至1930年达到鼎盛。1923年至1925年间又时兴一股“诗迷Dubo”，卷入者甚众。20年代末，外帮、本帮流氓相继开设名目繁多的DC，富商巨贾、洋行买办兴办各类“总会”，官僚显贵的公馆Dubo也风行一时，输赢辄万，远胜于正规DC，而赛马、跑狗、回力球、轮盘赌、吃角子老虎机等西方Dubo方式也大量输入上海，引发国人新一轮嗜赌狂潮。 ; a7 `1 p e H( g5 X H
天津，地处京畿要津，为满清遗老、皇室贵胄、民国下野军阀、政客的退隐之所，这些人将在朝时收刮来的民脂民膏在天津广购楼宇，以“高级寓公”的身份终日吃酒斗牌，一掷千金。据有关资料记载，本帮人物潘子欣精于赌术，经常与他来往Dubo的人如张弧（字岱松）、王克敏（字叔鲁）、李宣威（字律阁）（均为北洋政客——引者注）和清贵族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搏、载抡以及荣禄儿子良揆等人。在第一次欧战时，德国人撤退，他廉价购到英租界马场道花园别墅楼房一所，这个住宅后来就为他们经常聚赌的处所 (《天津文史资料选辑》［第二十四辑］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7月)。 9 c: B8 ^" O: r# j& `4 D
曾任北洋ZF财政总长的张弧，一次在天津同文俱乐部推牌九，一晚上输掉 6万元仍镇定自若，嘴叼雪茄，谈笑如常；奉系的北京市长周大文赌掉两座楼房后，仍照赌不误，都是官僚政客豪赌的典型例证。
7 [5 p b% u* Q7 |4 l 在武汉和湖北，当时的湖北督军表面禁赌捉赌，暗地里则怂恿下属官吏Dubo，上行下效，全省各级官吏聚赌成风，城乡Dubo活动十分猖獗。地处武汉近郊的汉阳县农村，便出现了专业性DC，一些流氓、赌棍以Dubo为生，逐步形成官赌勾结、狼狈为奸的腐败风气 ( 《汉阳县志》武汉出版社， 1990 年 ) 。黄冈县的许多村湾集镇，随处可见或固定、或活动的DC，参与Dubo者除流氓地痞外，乡绅、商人、农民亦多有卷入，地方ZF及乡保屡禁不止，成为社会一大恶疽 ( 参见余彦文《鄂东风俗志稿》，黄冈地区地方志办公室印行 ) 。地处鄂东南山区的通山县，每年春节期间，沿街摆设几十张桌子，公开进行掷骰子、赌铜钱、推牌九等Dubo，相沿成习，危害甚烈，直至 1927 年大革命时方罢 ( 朱明《忆通山县的大革命》，《湖北文史资料》 1987 年第 48 号 ) 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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